文／邱莉燕／遠見雜誌
薪水卡在3萬5、房租物價卻年年漲？這不是一個人的困局。台灣財富差距飆到66.9倍，中國有數億人處於低收入，但兩岸正用不同方式破局：有的拚橄欖型社會，有的喊基本工資改革。你的收入階梯，還能往上爬嗎？
根據官方統計，台灣家庭財富貧富差距，在30年間從16.8倍擴大至66.9倍；而中國大陸也不樂觀，2024年的基尼係數為0.465，收入差距超過國際警戒線。面對「有錢人愈滾愈有錢，普通人原地打轉」的收入分配，任何有擔當的政府都必須意識到，單靠經濟成長，無法自動解決分配不公問題。
眼看社會收入結構快變成「啞鈴型社會」──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兩頭膨脹，中等收入階層卻偏少──中國大陸在最新出爐的「十五五」規劃建議中，首次提出一個頗有畫面感的目標：打造「橄欖型社會」，亦即「中間大、兩頭小」，收窄超級富豪和貧困人群，並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族群，使其成為支撐內需的主力軍。大量的社會學研究認為，橄欖型社會有助於社會穩定。
目標很理想，但具體怎麼實現呢？
中國經濟學家李稻葵在《小紅書》個人筆記中指出，所謂的中等收入族群，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定義是三口之家、年收入在10萬到50萬人民幣（約新台幣50萬～250萬元），2017年大陸約有1.4億家庭、4億人屬於這個群體，並計畫在10年內擴大至8億人。
4億人變中產？中國經濟學家點出兩大突破口
這多出來的4億人，要上哪裡找？答案之一是農村。大陸《澎湃新聞》一篇特約撰稿便指出，當前影響中國大陸橄欖型社會的形成，最大短板是龐大規模的低收入人群。
龐大農村人口要變有錢，李稻葵的建議之一是將之吸納到城市中，通過戶籍制度改革，「讓這些外來務工人員『新市民化』，促進他們的收入朝著中等收入的水平邁進。」
以寧波為例，這個2024年GDP總量在全中國城市中排第11名的城市，在近五年走出了一條少有人注意卻頗具啟發性的路徑：據估算，當地政府每年動用約10％的財政支出，系統性推動「外來務工人員市民化」。這筆錢花在哪？不是撒錢補貼外地農民工，而是將教育、醫療、養老、就業等公共服務，向非本地戶籍的常住勞動者開放。
效果很快浮現。當「新寧波人」不再因戶籍被擋在福利體系之外，他們更願意長期定居寧波、增加消費、購屋置產，甚至創業開店，成為寧波的新中產階級。於是，城市的內需動能隨之增強，稅基穩步擴張，市府財政也因此更為寬裕，形成正向循環。
養老金也要改革？提高社會福利，釋放消費潛力
大陸想要多出4億中等收入人口，這群人不會憑空出現。同時是北京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認為，就業，尤其是穩定、有發展前景的工作，正是他們邁入中產的第一張門票。
要創造「穩定又有發展前景的崗位」，讓民眾不僅有工作、還能持續漲薪，關鍵在哪？李稻葵給出的答案很直接：「關鍵在穩企業。」
唯有企業真正賺得到錢、看得見未來，才敢擴大投資、增加用人。然而現實是，不少地方企業仍被拖欠款項、資金鏈緊繃，難以輕裝上陣。對此，政策層面已明確指出：「地方政府要盡快清理它的欠帳，恢復相關企業的活力。」
2025年10月公布的十五五規劃建議稿中，也首次提及提高養老金：「落實養老保險，全國統籌，逐步提高城鄉居民的基礎養老金。」李稻葵解讀，完善社會保障，對提升民眾的可支配收入至關重要，這也意味著當局在未來幾年，可能會加快養老金制度的改革。
中國稅改下一步：房產稅、遺產稅
在「十五五」規劃建議中，稅制改革亦被視為重塑收入分配結構的關鍵一環。文件明確指出：「要健全經營所得、資本所得與財產所得的稅收政策」。
因為當前問題在於，勞動所得稅負相對偏高，而資本與財產所得的稅負卻明顯偏低，這不僅削弱了稅收的再分配功能，也變相鼓勵高收入者「避實就虛」。
舉個例子。目前大陸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達45％，而企業所得稅一般僅為25％。於是，不少高收入者選擇「自己開公司」，將本應計入個人薪資的收入轉為公司營收，合法降低稅負。這種鑽制度漏洞的套利，讓稅收難以真正發揮「抽肥補瘦」的作用。
若是個稅起徵點適度提高至8000元人民幣左右，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能從45％往下適度微調，「有助於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橄欖型分配格局，」李稻葵說。
可以預見的是，未來大陸改革重心將逐步轉向以資本利得稅、房產稅、遺產稅等為主，讓持有資產的收益同樣納入公平課稅範疇。唯有如此，稅制才能從「重勞動、輕資本」轉向「勞資並重」，真正助力中等收入群體壯大，邁向「中間大、兩頭小」的橄欖型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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