財經中心／師瑞德報導
《經濟學人》新封面以「台灣病」形容新台幣長期被低估：出口與順差創新高，卻犧牲勞工薪資與內需，房價自1998年起漲了4倍，台北房價所得比達16倍；外匯存底堆到6000億美元，大量壽險資金壓在美元資產，一旦匯率反轉恐衝擊金融體系，呼籲台灣重新檢討匯率與經濟模式。（）
英國《經濟學人》（The Economist）最新一期封面，罕見聚焦台灣經濟，但這一次不是熟悉的兩岸關係或地緣政治，而是直指新台幣長期偏低所埋下的結構性風險，甚至替這套模式取名為「台灣病」（Taiwanese disease），又稱「福爾摩沙流感」（Formosan flu），警告若不調整，後遺症只會愈滾愈大。
台灣出口賺到手軟，多數人生活卻只覺得「怎麼越拚越辛苦」。在《經濟學人》的筆下，被壓低的新台幣，看起來是在幫電子大廠、出口龍頭「加持」，實際上卻把成本轉嫁給了沒有資產、只有薪水的一般人，進口食物、能源樣樣得用貴匯率買單，薪水漲得慢，物價跟房價卻一路往上衝。對年輕世代來說，房價從1998年漲了4倍，台北房價所得比高達16倍，買房變成「看得到吃不到」；對上班族與退休族來說，低利率、低匯率、低薪資組成一種長期的「隱形壓迫感」。也因此，《經濟學人》才會把這套長年壓低匯率、寵出口卻犧牲內需與勞工的模式，取了一個刺耳的名字：「台灣病」
《經濟學人》指出，若以經GDP調整後的大麥克指數（Big Mac Index）來看，新台幣對美元被低估幅度高達55%，是全球最被低估的貨幣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（PIIE）學者Cline的研究，也同樣認為新台幣長期處於偏低位置。問題在於，台灣近年出口表現亮眼，這樣的匯率水準，與基本面已嚴重脫節。
報導指出，過去五年，台灣晶片與伺服器出口暴增三倍，貿易順差來到史上新高。今年10月台灣單月商品貿易順差達226億美元，若換算成年化，約為GDP的31%；2025年迄今，經常帳順差（含商品貿易與跨境收益）已達GDP的16%，遠高於2010年代平均約10%的水準。在這樣的出口與順差成績下，新台幣仍長期被壓在偏低區間，《經濟學人》認為顯然不尋常。
長期偏低匯率，首先被形容是一種對全民開徵的「隱形稅」。偏低的新台幣，對出口企業固然有利，卻讓仰賴進口食物、能源與生活用品的台灣家庭，購買力長期遭到侵蝕。報導引述研究指出，自1998年以來，台灣勞動生產力翻了一倍，但相較多數已開發國家，甚至相較工資一樣被壓抑的中國，薪資成長卻明顯落後。若以「單位勞動成本」觀察，也就是勞工每生產一單位產品所獲得的報酬，同期間竟下滑25%。換言之，產業產值膨脹的成果，多數被資本與企業吸走，留給勞工那一杯羹反而縮水。
第二個副作用，是台灣房價飛離地表。《經濟學人》分析，為了維持貶值或壓抑升值的匯率政策，政府與央行多年來透過印製新台幣購入大量外匯，結果讓金融體系流動性氾濫，推動利率長期偏低。在這種資金寬鬆環境下，自1998年以來，台灣房價大約上漲了四倍。以台北為例，房價所得比中位數已高達16倍，不僅超越首爾，也高於倫敦、紐約等國際大都會，代表在台北買房的壓力，已勝過許多先進城市。
《經濟學人》進一步點名第三個、也是更具系統性的風險：經常帳順差不斷擴大，外匯存底堆積如山，逐漸在金融體系內部形成巨大、不易察覺的脆弱點。報導指出，巨額順差資金多年來透過壽險公司大量流向美國公債等美元資產，本質上就是用新台幣負債，去支撐美元資產，只要匯率劇烈波動，壽險業可能出現難以承受的評價損失，進而危及整體金融穩定。
既然如此，為何新台幣可以長年維持在偏低水準？《經濟學人》點出兩個主因：一是出口導向產業對政府的強烈壓力，希望匯率維持對出口有利的「甜蜜區間」；二是央行本身的政策選擇。台灣央行長期非常擔心所謂「荷蘭病」，當某一項出口（如天然資源或關鍵產業）大幅成長，推升匯率升值，反過來打擊其他產業競爭力，導致經濟失衡甚至衰退。1970年代荷蘭因天然氣出口帶動荷盾升值，最後演變為經濟困境，就是典型案例。
然而，《經濟學人》也觀察到，在台灣，央行掌握了極為特殊的權力與財政影響力。多年來，央行透過印製新台幣買進外匯資產，累積龐大存底，也從中賺取可觀收益，並定期將盈餘上繳政府。這部分盈餘，目前約占政府全年收入的6%，遠高於其他先進國家平均的0.4%，在在強化央行在政策體系中的重量級地位。雖然台灣央行一再否認刻意壓低匯率，強調只是「順應市場風向」減少匯價波動，《經濟學人》卻反問：如果真是完全放手讓市場決定，新台幣匯率應該有升有貶，外匯存底也應隨之上上下下，而不是幾乎只見一路攀升。
數字是最直接的證據。1998年時，台灣外匯存底約900億美元，相當於GDP的32%；如今已累積至約6,000億美元，占GDP比重拉高到72%。在《經濟學人》看來，這樣的變化，很難用「只是順勢調節」來解釋，更像是一套被制度化的匯率管理模式。
展望未來，報導點出兩項關鍵風險。其一，若美元進一步走弱，在「新台幣負債、美元資產」的結構下，台灣金融業，特別是壽險公司，可能面臨巨大的匯兌與評價壓力。其二，美國也可能藉由關稅、國安等議題，施壓台灣調整匯率政策，要求新台幣升值。尤其韓國、日本、中國早已在前一任美國政府時期與華府達成貿易協議，唯獨台灣尚未「交卷」，增加台灣成為談判標靶的風險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《經濟學人》將台灣的處境命名為「台灣病」或「福爾摩沙流感」，當一國央行為了守住出口競爭力，長期干預匯率、壓低本幣，短期看似保住了產業優勢，卻在勞工所得分配、房價泡沫與金融穩定上，種下難以忽視的後遺症。這並非絕症，但也絕非會自行痊癒的感冒。
報導最後呼籲，台灣必須拆解這套過時模式，為新台幣匯率建立更健全的制度框架。具體而言，央行應逐步放寬對匯率的控制，規劃一條可預期、漸進式的升值路徑，並強化金融監理，以減少轉型過程中的震盪。《經濟學人》點名，新加坡與中國過去都曾嘗試類似做法：在管控資本流動與金融風險的前提下，讓本國貨幣在數十年間穩健升值。
當然，這樣的改革勢必伴隨政治與金融壓力。部分仰賴匯率補貼、勉強維持的傳統外銷廠商，可能被迫縮編甚至退出市場；壽險業也需要面對資產負債結構調整的陣痛。但《經濟學人》強調，這些風險並非不可控，只要有配套監理與政策規畫，完全可以在可管理的範圍內處理。
在「台灣病」的診斷書最後，《經濟學人》留下比較樂觀的一句話：如果台灣能在維持出口實力的同時，讓新台幣更貼近經濟實力、減少對匯率操控的依賴，那麼，這個島嶼的居民才真正有機會，分享過去二十多年出口奇蹟所累積的豐厚果實，而不是只在新聞與財報中，遠遠看著那些驚人的數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