財經中心／師瑞德報導
不論台北市政府與新光人壽之間最後協商如何，輝達亞洲區總部落腳台灣應該9成9是可以確定的事情，接下來一個讓更多好奇的問題來了，輝達的總部內部會是誰來設計管理？工作環境如何？有哪些讓普通上班族羨慕到不行的高科技空間呢？
當輝達（NVIDIA）在矽谷持續擴張版圖、從繪圖處理器一路推進到資料中心與生成式AI時，有一位不在台前、卻攸關生產力的關鍵人物，正悄悄改變這家公司的工作場景。2018年加入的 Jennifer Marko，現任輝達全球不動產規劃與職場設計資深總監（Global Senior Director, Real Estate Planning & Workplace Design），她的任務很直接：把黃仁勳對「工程師最能做出人生代表作的職場」的願景，落成在每一座 NVIDIA 辦公場域。
Marko 出身設計世家，父親是設計機場與大使館的建築師，童年輾轉尼泊爾、馬來西亞、印尼、日本與加拿大。這段跨文化背景，如今化為她在輝達主導全球一致、又能在地化的職場語彙：每一個據點都要看得出 NVIDIA 的DNA，但也要融進當地的生活質地。她從東京搬到舊金山，帶著三只行李箱與「用設計改變工作」的野心，在建築與企業端兩邊累積近三十年經驗，先後在 AIG、Genentech、Salesforce 領導職場策略與設計，最後在 NVIDIA「寫下自己的職務說明書」，從零建立設計、規劃與空間管理團隊。
她對「美感」有要求，但更堅持數據先行。團隊長期追蹤會議室使用熱點、峰值時段、動線壓力與工位空置率，再回頭調整配置；在後疫情的混合辦公時代，她主導的 FlexSpace 計畫，取消部分固定座位，導入可預約的 34 吋曲面螢幕工位、個人置物櫃與團隊「鄰里」區，讓不需每週進辦三天以上的人能自由選擇最合適的空間。她說，職場設計不是即興美學，而是建立在「人如何真正使用空間」的證據上。
這套方法論在輝達矽谷總部新大樓 Voyager 身上，被完整演繹。Voyager 是 Endeavor 之後、第二棟量身打造的總部建築，75萬平方英尺、可容納逾3,000人，以三角形量體、中央「山形」綠牆為核心，兩側多層夾層將高活躍的公共區與封閉會議區、臨窗專注工位分帶處理，硬牆會議室被刻意放在「靜」與「動」之間做緩衝，避免協作聲響干擾個人專注。
兩棟建築物之間有一座綠蔭公園相連。公園裡有可開會的座椅區、太陽能棚架遮蔽的露台，甚至設計了「中午散步回報」的自然動線。Marko表示， 「我們希望整個園區就像一個大腦，能快速傳遞想法。」
建物的Pergola（棚架）壓低大尺度空間的感官尺度，長條綠植槽與大面積綠牆則同時改善音場與視覺疲勞。2022年啟用後，數據顯示所謂的「We 空間」，會議、共創、臨時交談，使用率遠超「Me 空間」。即使全棟「We 空間」已達 65%，仍被迅速「吃滿」。這個發現回頭印證了她的判斷：員工進辦公室，是為了目的性協作與靈感交流，不是把家裡的「低頭工作」搬來公司做。
所謂「We Space（We 空間）」與「Me 空間（Me Space）」，是現代辦公設計的重要概念。「Me Space」代表個人專注空間，例如個人辦公桌、隔間、安靜角落，適合需要集中思考、撰寫程式或文件的工作；而「We Space」則是團隊協作區，像開放式會議桌、白板牆、茶水間邊的討論角或沙發區，設計目的是促進交流與創意激盪。
在輝達（NVIDIA）新總部 Voyager，大約 65% 的空間屬於「We Space」。Jennifer Marko 的理念是：員工回到辦公室，不再只是為了「低頭工作」，而是為了「抬頭交流」。她透過數據分析員工動線與使用行為後發現，協作區使用率遠高於個人桌，於是反向設計出以「人際互動」為核心的辦公環境。
這樣的空間設計反映輝達的文化，扁平、透明、速度快。「We Space」讓工程師有更多面對面討論與靈感碰撞的機會；「Me Space」則提供必要的沉澱與專注。兩者共構出一個平衡又靈活的職場生態，成為輝達能持續創新的關鍵基礎。
Voyager 與 2017 年落成的 Endeavor 以公園銜接，綠蔭下的休憩與交流區、加上新的人行橋連接租賃園區，擴大了跨棟互動。Marko 強調，兩棟自有大樓的建築基調都來自黃仁勳的願景，領導層定下的價值，是她與建築師、內部跨功能團隊共筆完成的起點。這也是她在全球擴散設計指南時的原則：不是僵硬的標準，而是一套會隨業務與文化演化、持續敏捷調校的「準則」。導則要求扁平、非階層化的體驗，無論職級，都在開放平面與多元封閉支援空間中工作；並以一致的品牌語言與材質韻律，搭配各地細節的微調，讓班加羅爾、東京或英國辦公室都能「一眼是 NVIDIA、再看是這座城市」。
她同時把「城市尺度的流動」納入園區思考。從 Endeavor 到 Voyager 的行走路徑、樹蔭下的會議角落、被太陽能板遮蔽的戶外協作區，從動線到停留點都服務於 NVIDIA 工程團隊的節奏，快速聚集、集體攻關、再各自拆解。疫情前，輝達提供通勤車、洗車、加油、身心服務與多元餐飲；疫情後，服務按團隊需求動態收縮；回到混合辦公，她把「環境」重新定義為系統，硬體（空間）、軟體（預約與協作工具）與「行為」一起設計，讓人流自然分配到最有效率的節點。
Marko 的目的，從來不是「建築有多震撼」，而是「工程團隊能否更快對齊、更快出成果」。她的團隊在會議室座席、電話間與即時溝通點的比例上不斷實驗；也發現若把開放協作桌硬塞進專注工位區，兩種行為會互相牴觸、導致空間「名義上有、實際上不用」。因此他們寧可用硬牆空間當緩衝，把高活動區與專注區清楚分界，讓不同工作節奏都得到尊重。
走出矽谷，這套文化驅動、數據校準的設計語言正複製到全球據點。班加羅爾新園區 Discovery 的公共空間、亞太與歐洲據點的在地材質與色溫，都在一致與多元間拿捏平衡。她把職場視為「品牌與工程能力的放大器」：當空間能承接 NVIDIA 以團隊為核心、扁平溝通、速度取勝的文化，產出自然會上移。她也把這份工作定義得很簡單：「我們的角色，就是為輝達提供能做出『人生最重要作品』的畫布。」
